1936年12月27日，钱家有一个女孩呱呱坠地，由于家中已经有了四个男孩，最小的儿子出生十个月后便夭折去世，其父母感到能生一个女孩非常珍贵，是男孩子换来的，因此取名——钱易。
她是国学大师钱穆的女儿、“力学之父”钱伟长的堂妹，自己也是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之一。
她耕耘于环境工程——水污染防治领域，成就卓越。她曾出版十余部著作、发表360余篇学术论文。她致力于环保事业，为普及环保观念、推动环保立法、推广循环经济鞠躬尽瘁，“绿水青山”是她毕生最大的追求。
她今年83岁，仍然坚守在三尺讲台之上，是无数学子眼中的“钱奶奶”、知心朋友和恩师，六十年的教学生涯使她“桃李满天下，春晖遍四方”。
钱易，环境工程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致力于研究开发适合中国国情的高效、低耗废水处理新技术、难降解有机物生物降解特性及其处理机理和技术；致力于推行清洁生产、污染预防和循环经济，积极对国家环保决策献计献策并参与环境立法工作。她曾主持多项科研项目，截至2016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3次、三等奖1次，国家科技发明三等奖1次，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2次、二等奖2次，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1次；在国内外杂志和学术会议上发表了360余篇学术论文，独立和合作完成16部著作，其中著作《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教材获得2002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她曾任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副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清华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全国人大代表等。
“钱塘潮涌太湖秀，易使天公肯降才。环宇在胸怀大志，境无污染少尘埃。”被人民日报作诗称赞的她有何传奇之处？六十年孜孜不倦格物致知，六十年辛勤耕耘传道授业，学生们口中的“钱奶奶”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
9月9日19：00，新清华学堂，环境工程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钱易向你讲述她用一生去做好的“两件事”。
一门六院士，半门皆教师
钱易出生于“一门六院士，半门皆教师”的无锡七房桥钱氏家族，这六位院士，分别是钱易的父亲国学大师钱穆，堂兄力学家钱伟长，以及物理学家钱临照，工程力学家钱令希，经济学家钱俊瑞，和钱易自己。
母亲张一贯出生自苏州的中产阶级家庭，与钱穆结婚时已是“大龄知识女性”；父亲钱穆更是在她出生之前就已经在社会上有所名气，正是这样的家庭氛围培养出了新一代的国之栋梁。
但父亲在幼时并未给钱易留下太多印象。父亲在家时，“家里兄妹虽多，但大家从父亲书房前走过都要踮着脚，不会发出一丝声响，母亲生怕我们吵到父亲读书、做研究。”
1937年后，钱穆受聘到昆明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书，之后辗转任教于齐鲁大学、武汉大学、华西大学等，与家人聚少离多。1949年，钱穆前往广州又移往香港，此后几十年便断了联系，一家人的生活就全靠做小学教师的母亲支撑。
张一贯与子女们，1938年摄于北平东安市场明明照相馆
小时候，钱易家住在有十几户人的苏州耦园，“邻居们知道母亲是教师，就把放学后无人看管的孩子送到我家上晚自习，母亲在大家身边来回走动，给每一个孩子辅导功课”。日子清苦，但母亲的教师形象却在钱易内心生根发芽。
“我妈妈是小学教师，我从小就旁听她上课、给邻居孩子补习。印象最深的是抗美援朝时期，有一些伤病员驻扎在我家旁边，母亲替他们补习文化知识，那些士兵既叫她‘老师’，又叫她‘妈妈’。我当时就觉得，当老师非常受人欢迎。是十分受人尊敬爱护的。”
耦园一角
“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港小桥多。”提到江南苏州，眼前便浮现出一幅烟雨朦胧、青石小桥的景象；吴侬人家依水而生，人们在河边洗菜捣衣，河上的小船上偶尔飘来几句卖蔬菜瓜果的吆喝声，恬静闲适的氛围令人向往。
然而这诗意的生活图景在几十年前就遭到了破坏，“河里的水越来越脏，人们再也不能在里面洗东西了”。但是让钱易没有想到的是，自己未来的人生会与环境变化紧密联系起来。
1952年，钱易考入上海同济大学，机缘巧合之下选择了卫生工程专业。时刻关心国家命运的她决定在毕业后前往大西北，投入到祖国建设的伟大事业中。但是钱易的本科生毕业答辩组主任、清华大学的陶葆楷先生发现了钱易的潜力，就对钱易在同济大学的本科老师胡家骏先生说：“动员钱易来考研究生，我只有一个名额。”
钱易回忆当时的情形道，“胡先生来动员我，我直接就拒绝。我说我不去清华，我要去兰州参加建设大西北。后来胡先生说了几句话：第一，陶先生是市政工程界全国第一的学者。第二,他要招生，你能考上，是你的幸运，你能学到很多东西。第三，很多人去考，你能不能考上还是问题。他把我当时年轻人的好胜心激发起来了，我觉得我要争取机遇。就这样，我来到了清华。”
陶葆楷先生曾先后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是我国卫生工程和环境工程教育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他培育的几代科技人才为发展中国给水排水专业和环境工程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钱易就是其中之一。
钱易恩师陶葆楷先生
走出国门，上下求索
1959年，钱易在清华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教研室主任、环境模拟与污染控制国家重点联合实验室主任等职。文革期间，钱易开始偷偷自学英文，“我丈夫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总是看英文书，他高中学的是英文，底子不错。”受到丈夫的影响，钱易在劳作之余也开始看一些英文小说，看不懂的就查字典、问丈夫。后来钱易被下放到江西鲤鱼州开荒种地。
改革开放后，钱易于1981年前往美国康奈尔大学任访问学者。两年的时间里，她见到了很多在北京不曾见过的新事物。在出国之前，钱易既没有太多的机会学习计算机，也没有看到过很多汽车，更没有听到过“超市”。“但是我高兴的是，我1983年回来，到1988年，这些东西中国就都有了”，钱易回忆道。
1992年，在中国学术界已小有名气的钱易受邀参加联合国环境与生态联合研讨会，会议在巴西举办。由于没有提前接到自己要发表演讲的通知，而且出发当天航班晚点，钱易在开会前一天半夜才到达会场，“第二天早上我大吃一惊，发现议程上写着我上午第一个发言”，她急中生智，找到会议主持人更换发言顺序，从第一个发言换成了第四个，在其他人发言的时候准备好了讲稿，最终演讲很成功。“我因此结识了会议主持人，她是一个联合国官员，给了我很多有用的研究和讲课资料。”
这次学术会议的另一个重大收获是，钱易被允许旁听半天联合国的环境与发展大会，“所以我们这些人是最早知道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我们最早接受了联合国的这些观念和思想，这对我之后的研究影响很大。”
学习了西方先进的环保理念后，钱易开始重视土地处理、氧化糖等技术，加深了对我国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发展方向的战略思考。1993年她主持了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高浓度有机废水的厌氧处理技术研究”，随着经济的发展，高浓度有机废水对环境的污染越来越大，钱易的研究突破性地解决了高浓度有机废水的污染处理问题，其理论深度和广度为当时国内外少见，成果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该项目获得了国家技术进步奖三等奖，并在生产上得到了应用。
钱易伏案工作
工程院首批 院士之一，为环保鞠躬尽瘁
1994年，中国工程院成立伊始，钱易就成为首批院士名单中仅有的七名女性院士之一。而评上院士的经历，几乎是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完成的。
钱易得到了她的导师陶葆楷、清华大学两院院士张维（曾任清华副校长）和两院院士张光斗（曾任清华副校长）的推荐。“他们联系了我当时的系主任，系主任就组织了一些与我接触比较多的同事写推荐材料，并按照工程院的要求填表。而这些工作他们都没告诉过我，我都不知道。”钱易在接受访谈时回忆道，“快要成功的时候，我在校园里遇到张光斗先生并向他问好，他说没遇到像我这样的人，自己的事情一点都不关心。我问是什么事情，他也不告诉我，直到结果宣布后我才知道。”清华人选贤举能、行胜于言的作风在这件事上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说我是中国工程院第一批女院士，我觉得完全不值一提，这个就是碰巧。很多人认为女性不适合做科研，我坚决反对。我认为在智力上，男女没有根本差别。性别上的差别，决定了我们的社会功能不一样。比如家里有些事情，只有女的能做，男的做不了。但是在做科研上我认为没有差别。我认为妇女要挑起社会责任，包括做科研。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是说一定要超过男性。这不是比赛，只是尽我们责任，但是不要自卑。”
钱易与丈夫合影（图源网络）
“院士”这一荣誉所带来的也是更大的责任。钱易的工作逐渐繁重起来——她曾兼任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科协副主席等职务，但繁忙的行政和教学事务并未阻挡她在科研方面前进的脚步。1998年，她作为第一完成人所主持的“YHG系列水平轴转刷曝气机”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三等奖。2001年她主持并参与的“持久性污染物的环境界面化学与控制技术原理”项目与2003年的“有毒有害有机废水高新生物处理技术”均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等荣誉。
钱易是中国最早倡导和研究清洁生产与循环经济的学者之一，二十多年来，她在参与国家环保立法、提出政策建议和建立示范省市方面作了重要贡献。随着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的推进，近年来她也在生态文明教育和研究方面投入了大量精力。她曾表示：“只要一息尚存，也要把环境事业坚持到底。”
后生可慰，是我最大的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