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知名实业家聂云台写过一本《保富法》，说发财不难保最难，他在上海五十余年，身边多是显赫一时的阔人，或官或商，若干年后皆凋零没落。
有的是子孙不务正业败掉的，有的则是连子孙都没有，一百个富豪里后代还能上进的，最多一两家。
但也有例外的，就是重视子嗣教育多于财产的，比如曾文正公，在位二十年，死后家财二万两，在同僚中算少的。
要知道他手创的两淮盐票，一张二百两（后来卖到二万两），他自己一个也没留，没钱么后代只能靠自己，于是曾孙玄孙辈多在教育或学术界做事，很受人尊重。
聂是曾国藩外孙，也是昔日民族企业恒丰纱厂后人，他以亲身经历讲这些，显得尤为可信。
《保富法》序言#
后代读书成才的大家族还有木有呢？
当然有，比如靠行医卖药起家的苏州贝氏，以及靠蚕丝发达了的湖州吕氏，后者还和聂先生一家颇有渊源。
吕家原籍湖州南浔双林镇，虽说比不上南浔四象刘家、张家、庞家和顾家，但总体还算殷实，先是开衣裳铺，抗战开始之后，举家迁往上海。
吕家兄弟辛伯和叔陶等人，先是做学徒之后再开丝厂和印染厂，成了小厂主，后来是怎么搞大的呢？
那就要从1937年说起了。
吕氏兄弟艺术联展图
那一年日本全面侵华，它们看重中国丰富的资源，先后在青岛和上海设厂，当时叫“二白一黑”，黑的是煤炭，白的是棉花和海盐。
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收购了棉花就地加工，产品一方面军用，另一方面变成财富，从1916年到抗战结束，它们先后开设大康、富士等九大纱厂。
随着侵略加剧，自己开厂太慢了，这帮太君开始了强制接管和兼并之路。
以上海为例，开在租界的华商纱厂，战时没被炮火摧毁，厂房和物料却被日本人给接收大半，谁去做这事儿的呢，答案是日商纱厂。
它们在日本海陆军当局支持下，接收侵占区华商工厂，被称为是日本对华经济侵略的“枪尖”。
最典型的就是大康纱厂和丰田，被接收的重灾区就是申新荣家、永安郭家，那叫一个惨。
大康纱厂
这其中也包括开头聂先生的家族企业——恒丰纱厂，好不容易躲过了旧官僚和青红帮的敲诈勒索，接着又被日军要求和大康纱厂合资，生产军毯和军袜，直到1945年才收回来。
这段经历让他有口难言，很快将企业交给独子，自己出家做了居士。
你以为光有日商就够了么？不不，这里还要提到个词叫“买办”，英文是comprador，直译为“康白渡”。
用马克思老师的话讲，它指的在中国或其他殖民地区，外国组织在当地从事投资贸易、经济剥削时的代理人。
买办脱胎于人民，但又脱离人民，因为它跟洋人利益是一致的，洋人出钱它们出力，洋人吃肉它们喝汤，至于这肉和汤哪儿来的，你说呢？
吕家兄弟从事的就是买办业务，1942年二哥吕叔陶成立大康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大哥吕辛伯管的则是大康印花绸厂，至于这个大康和日本人那个大康究竟有何渊源，不得而知。
只知道大康企业设于敌伪郑斧统治期，L叔陶、H逵两位弟弟办婚礼时的座上宾，都是上海滩商界成功人士、知名H奸盛Z人。
盛做过旺伪郑权沪西区市联会煮席，在任期间积极推行旺伪郑权的官方货币“中储券”，后来锅民dang特工刺杀而亡。
若干年后，吕家后人讲父亲是爱国商人，参加过淞户会战，真假姑且不谈，如果这样的都算爱国商人，那资产被亲日买办掠走大半的无锡荣家算啥？
懂得审时度势让吕家生意迅速壮大，过上了旧上海的顶尖生活。
吕家幼子敬人说，他们住复兴中路，对面就是俄罗斯面包房，隔着一条街有家天鹅阁俄国餐厅，再走过去就是红房子法国餐厅，小时候经常跟大人去吃，周末父母就带孩子去公园野餐，或者去苏锡常等地做短途旅行。
热爱摄影的父亲会拍下许多照片，回家就在洗印暗房里冲出来，除此之外，吕家还经常组织幻灯片播放会，什么《白雪公主》、《米老鼠和唐老鸭》等卡通片他们都看过。
每周家里也会举行篮球、乒乓球赛事，父亲亲自执哨。
——写到这我忍不住想，这又是洗印房又是影院、篮球场、乒乓球室的，这房子得多大呀。
吕家生活是中西式混搭，吃西餐看西片，但外婆信佛，家里又设香案，还定期去玉佛寺做法事，母亲信基督，所以家里也过洋节，到时母亲在他们枕头下面，放上圣诞卡片和巧克力。
父亲虽然主要跟日本人打交道，但喜爱收藏字画，一买就是唐寅、郑板桥、张大千等人的，后来收藏的实在是太多了，家里挂画都得轮着挂，一个月一换。
每年夏天还要拿出来晾晒，铺满整整一阳台。
除了藏画，吕父还藏书，他给孩子们置办了个家庭五人图书馆，每本书上都写上姓氏，“吕”字居上方，五兄弟共用的“人”字居下方，中间则依次取五人姓名中的一个字。
这个独特的LOGO是幼子敬人的设计启蒙，让他第一次意识到原来文字是可以构成图案的，而家里收藏的大量欧洲进口的丝绸样品和设计稿，以及父亲企业的标志、图案等，也让他觉得原来“图形色彩构成，妙不可言”。
吕家五兄弟和父母
按照父亲的规划，老二和老五应该做个画家，但历史就是这样皂滑弄人，它能让你一飞冲天，也能让你凤凰落地。
这样的优渥生活没过多久，家里生意就起了变故，1956年大康印染厂被公私合营，1966年9月更名为国营上海第三印绸厂。
吕公子敬人和哥哥们也是上山的上山，下放的下放，直到10年动L结束，才被调到北京的中国青年出版社画插图。
做的第一本书是《卓娅与舒拉的故事》，百分百苏联风格，和他从小接触的完全不一样，出版后接到读者来信说：
“这个画家没认真看文，书中描写的卓娅是褐红色头发，给画成了褐黄色的。”
这次失误让吕公子很羞愧，他意识到作书不光是留下名字，还是一种责任，一时疏忽，一笔错误，违背了文本，就失去设计的意义了。
上世纪80年代末，出于对“日本设计界巨人”杉浦康平作品的痴迷，38岁的吕敬人赴日学习。
在神户艺术工科大学院杉浦康平教授的工作室里，他像父亲当年在印染厂一样，从最基础的学徒做起，一做就是两年，这段经历用他的话讲，是职业生涯很重要的一笔。
杉浦先生认为， 好的书籍设计师，要像导演一样对待文本，一本书就是一个舞台，演员是文字、图像、色彩和标点等。
如何让它们在这个方寸纸上演绎好信息的戏剧，是设计师需要把控好的事，做书不能光看着平面，要里头每一页文字如何表演，后来他将这个理论总结为“书戏”。
从日本回来后没多久，吕老师就辞职下海，成立工作室单干了，理由是体制内束缚太大，无法发挥对书的热情。
工作室的一大功能就是培养学生，不知道身为国内图书装帧界翘楚的吕公子，是否将“书戏”的理念，全数传授给爱徒。
若干年后，在学生吴勇带着强烈自主意识设计的教科书上，我们看到了日本飞行中队战斗机的身影：
看到了画反了的国旗：
以及日本服装潮牌——川久保玲：
更不要说看似不经意，但又特别刻意的露出的小boy的啾啾，以及女孩子的小内内：
有动漫资深爱好者科普说，这些翻白眼、张嘴吐舌，看起来像是陶醉，又像是迷离失神的表情，在日语里叫阿黑颜（ahegao），指的是男女在做创造人类的事情时，情难自控呈现出的表情，俗称高chao脸。
那么问题来了，电视上连奥特曼都不能出现了，小朋友的课本上怎么还能出现成人黄漫风？
说到这里忍不住再插一句，教科书只是冰山一角，绘本才是重灾区，随便翻上一本，上面的女生永远都是超短裙，还清一色的走光露出小内内：
以及跟大眼格格那年军旗装同款的图案:
不光是吕大师不喜体制，连爱徒吴老师做导师的硕士论文上都写道：
“比起美国日本的小学数学教材插图设计，我们的还落后很多，不是说我们的设计者绘制不出来高质量插画，而是制度制约，我们的数学教材除了受到内容影响，还要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的限制”。
吴勇做导师的硕士论文
——那么问题来了，大师们究竟不满意的是让他发挥受限的体制，还是让他家庭生变故的体制？怀念的究竟是日本学校的插图，还是日本人在时，他们家的光辉日子？
可笑的是，师徒2人最为推崇的日本，当年在东三省推行奴化政策，全面修改中小学生教材和读物，日常教学都是日语。
对东北的青少年灌输“中ri亲善”、“ri满不可分”等思想，以至于抗ri战争都结束了，还有东北人只知道T皇和M洲国，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
伪M洲国穿和服的东北小孩
在挖掘吕氏家族史时，我发现吕公子最引以为傲的就是父亲给他们提供的教育，事实上也确实很成功。
吕家五人各个成才，大哥立人是日本东京工学院教授，二哥吉人是美国专业画家，三哥卓人是博导，四哥达人是美国摩根公司的高管，而他自己也是世界级设计师。
这样卓越的家庭条件和后代成才率，全中国找不到几个，也只有镇江柳家才能比得过了。
只是他们在西方成名，在国内得利了之后，又是怎么启蒙下一代的呢？同是浙江人的常凯申先生有句名言：国家亡了还能复兴，文化亡了娘希匹就全亡了。
还记得都德的《最后一课》么？
那是全世界爱国主义教育的范本，学渣小弗朗士对外界的一切变化反应都很迟钝，直到后来才认真学习，但那已是他作为沦陷区孩子上的最后一堂法语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