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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严格说来是不能翻译的，尤其是真醇的好诗，经过翻译，必然会使原作的诗味、韵味有所损失。这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均已成定论了。还不要说译诗，就是剧名经过翻译，那味儿也顿觉淡了许多。可不是么？京剧剧名《贵妃醉酒》，译成《一个贵妃的烦恼》；《打渔杀家》译成《渔家父女复仇记》——达意倒确是达意了，可那股浓郁的中国古典语言的传神味儿，也随之而消失殆尽。译诗更难。诗，不是被誉为“人类面部最丰富的表情”么？译诗之难，那可真是没法可说了。唐人李白曾有“难于上青天”的诗句，但今天，“上青天”之于人类，已远非难事。故形容译诗之难，笔者只能用这句话：“没法可说。”
　　译诗有“纵向”和“横向”两种。横向诗译，便是指不同国家、民族语言诗作的互译；纵向诗译，便是指同一国家或民族语言内的古诗今译。
　　横向诗译中有一个脍炙人口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道理。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有一首著名的《自由与爱情》的诗作，有人译为：“自由与爱情/我要的就是这两样/为了爱情/我宁愿牺牲生命/为了自由/我又愿将爱情牺牲”。
　　青年诗人殷夫将它译为：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后一首译诗在我国流传广远，成为鼓舞人们投身革命、同专制主义作斗争的嘹亮号角。那原因不是偶然的：殷夫的译诗等于二度创造、二度创作，那“诗味”通过翻译并未怎么损失；而前者的译作，则只不过仅仅做到“达意”而已。但殷夫的译诗似乎也有个小小的缺点：太中国化了一些，原诗的西洋风味因之多少有点儿损失。
　　纵向诗译似乎更难一些。但最近我拜读了《唐诗今译集后，也发现了一些诗译得较为出色，有的甚至译得很精彩。比如杜牧的《清明》一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董乃斌的译诗如下：“茸毛般的细雨像多情的手/给原野换上了嫩绿的新装/我的心，在清明梦一般的烟雨中荡漾/是谁担簦负笈从我身旁踽踽走过/一声叹息，那么轻/却引起我心魂的激荡/哦，你哼着山歌的牧童小郎/请告诉我，村里可有酒卖/好让我浇一浇胸中的惆怅/想喝酒吗？先生/瞧，那边杏花铺成红云的村庄/清脆的童音刚落/牛背上又响起了短笛/好不悠扬。”这译诗很巧妙地传达了原诗的神韵和意境，译法较为自由，并对原诗在总体把握的基础上适当进行了补充、铺垫和想象延伸，也可称为二度创作了；缺点则是形式上有一点欧化痕迹，因而在传达原作的中国古典韵味时不能不有一点儿损失。另一首由著名诗人绿原译的《凉州词》（王翰），则没有这方面的毛病，可以说是几乎同原作一样精彩。原诗：“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绿原的译诗为：酒，酒，葡萄酒！杯，杯，夜光杯！杯满酒香让人饮个醉！（葡萄美酒夜光杯，）饮呀，饮个醉——管它马上琵琶狂拨把人催！要催你尽催，想醉我且醉！（欲饮琵琶马上催，）醉了，醉了，我且枕戈睡醉睡沙场，谁解个中味？（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夫战士几个活着回？（古来征战几人回？）这真是大家译笔！自由奔放，而又传神严谨；有时一句对一句地译，有时却又将一句点化为多句；但不管使用何法，总以“达意”而兼“传神”为其宗旨；而且，译诗同原诗的古典语言的韵味也是保持得较好的。这样的译诗，岂不是另铸新词，堪称创造吗？而它的创造和“另铸”，又没有脱离原诗的意境和神韵的规定性。
　　于是，“诗不可翻译，纵向诗译尤为不可”的神话被破除了。
　　但这仍然是不易的。它需要译家高度的造诣和深厚的功力，需要大手笔。
　　因之，我想在严复“信、达、雅”译笔标准的基础上，还给它增添两个字：曰“味”，曰“神”。不知译苑同仁以为然否？“味”和“神”的标准，应该是不限于译诗的，译文也同样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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